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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方，通钢原高级管理层。

其在不同行业、不同群体间造成收入悬殊落差的同时，也在人们心里划上了一道深深的鸿沟。农民工的参保水平更低。

贫富差距加大带来的诸多问题正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的2倍到3倍，如果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差距可能更大。目前，灰色收入己经渗透到了社会各行各业，返点、好处费、感谢费、劳务费、讲课费、稿酬、礼金等名目繁多。血色收入指那些突破人类文明底线，以牺牲他人的生命和用鲜血榨取的收入。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统计，仅2009年，全国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大案18191件：查办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2670人，其中厅局级204人、省部级8人。

目前，学界对灰色收入的定义也不统一，有的专家定义为来路不明、没有记录在案、没有纳税、游离在申报之外的个人隐秘收入第二，融资融券制度就是打压股价的必备武器。土地和住宅体制潜在的风险中国经济时报：经济发展中城市化的过程，总是与人们的土地、居住、流动密切相关。

由市场配置资源实现了效率的最大化，社会财富迅速积累，但同时也出现了收入差距拉大、分配不公、就业受阻等问题。而城市中大量容纳农村转移劳动力和城镇新增劳动力就业的组织和产业形式是劳动密集程度较高的小企业以及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2.政府征用城郊和农村集体土地为国有土地，没有按照不同所有制之间等价交换的原则，因此，给集体和农民的补偿太低。在人均耕地比印度还少一半的国情下，农业中还有３亿劳动力。

７２人就缴税缴费供养１人。周天勇：目前的税制结构，实际上是不鼓励创业、投资、劳动、创造财富，而是鼓励倒房子，鼓励积累财产并依靠资产不劳食利，鼓励污染，鼓励过度使用资源，这与鼓励创业、增加就业、保护生态环境、节约利用资源、抑制食利阶级产生等现代理念是格格不入的，必须进行改革。

您所说的发展的中国陷阱是什么？周天勇：我认为，未来中国可能会跌入这个陷阱。虽然，近几年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后，各级政府也开始重视小企业的发展，但是，到目前为止，注册登记审批方面政策放宽的力度不大，各种监督执法繁杂、重复和交叉的问题总是没有得到解决，小企业融资难仍然存在。五是与其他跌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一样，经济发展方面，可能发生中断，或者大起大落，陷入长期的低速增长，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缓慢。当前，避免跌入陷阱，遇到以下难点：一是路径依赖和惯性，认为过去的发展模式和现在的体制没有缺陷，３０年来这种发展模式和体制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不是很好吗？没有认识到我们继续在这些道路上走下去面临的风险和危机。

政府收入中公务开支比例更大。三是如果目前的房地产局面得不到改善，与拉美不一样的是，由于居住成本太高，农民进得来但留不下，向城市转移的农民，青年时到城市工作，居住条件很差，人口在城乡之间剧烈流动，中老年失去工作能力回到农村，农村老龄化将快于城市。城镇建设占地，每年有２００万—３００万的农民需要重新就业。在我看来，影响农民永久迁移进城的原因，实际上是退出农村的损失较大，以及进入城市长久居住的支付能力较低而支付成本过高。

亨廷顿在《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一书中说，苏联解体以及联合王国可能分解的动向，在它们发生的十来年，都是没有多少人预料过的。实际上，2009年我国国民经济国内消费不足、出口受阻、生产过剩的病症，从深层次看，就是结构转型过程中，城市化滞后和工业化超前流程不畅的一次大暴发。

6.土地资源分配和管理方面，由于从县到中央，层级太多，土地按照市场机制进行资源配置，与土地的集中管理和分配之间，存在着较多的矛盾。８亿元，其中行政机关投资为３１６６。

走错了，我们就可能跌入社会动荡、经济低速发展、人民长期不富裕、国家竞争力不强等发展的陷阱之中可以称之为中国陷阱。周天勇：我们从城市居民7等分收入看，实际上60％的居民已经无力购买住房，加上进城有购买住房意愿但实际无支付能力的农民，85％以上需要住房的居民没有购买能力。周天勇：在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变过程中，农村人口只有转移进入城市，才能提高他们的收入，才能改变他们的消费方式，才能使消费服务业的发展有市场容量，因此，城市化是发展中国家创造和持续扩大消费需求的重要机制和过程。中国经济时报：政府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过大，势必会挤占对居民和企业的分配。周天勇：在现有的集体土地被国家征用的体制下，农村和城郊的土地财富转化为了城市化和工业化中的电站、提供城市淡水的水库、高速公路、城市住宅、办公楼和培训中心、商业金融大厦、工厂等等巨额的实体财富，政府和开发商也在土地的征用和开发中赚得了暴利，村民世世代代守着赖以生存的土地，在被征用后，却形成了数千万的失地、失业和失保农民，农民没有因征地而致富，却因建设用征地而致贫。一般性开支和投资开支，是政府预算内收入的７５％，占全部政府实际收入的４４％。

而且，随着农业的现代化，在未来的２０年中，中国农村中至少还有２。因此，服务业发展较为充分的国家和地区，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较小，而服务业发展不足的国家和地区，实际上会造成收入分配差距，甚至使其拉大。

从印度、拉美两种模式与东亚模式的比较来看，印度、拉美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后，其服务业发展的层次低，其每千人口拥有小企业数量比东亚水平低。近几年，中国服务业形成的增加值，占GDP的40％左右，在其中就业的比率占到全部就业劳动力的30％左右。

二是如果城市化进程继续滞后，如果农村人口和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过慢，而农业生产增加值占ＧＤＰ的比率下降速度过快，再加上资本分配能力较强的大工业和大企业发展过多，能够增加就业和增加居民收入的小企业发展不足，同时不开征财产税，则基尼系数会上升到与拉美一样的水平，分配不公将引起社会的不稳定。结果与人均GDP3200美元左右的发展水平国家和地区相比，我们的城市化水平滞后了15—20个百分点。

注意力集中在大工业、大项目、大资本和大企业发展上，使大企业的领导层和职工分配较多，而忽视小企业，不能有效地发展服务业，使中等收入的人相对较少，因劳动力需求不足，人员闲置和失业严重，贫困人口较多，只能使居民间收入分配差距越拉越大。改革开放以来在行政体制上，我们的失误之一是没有建设现代的财政预算与机构人员编制的制衡制度，没有将政府和行政性事业机构人员规模控制住，没有将其收钱和花钱的方法管住。未来可能的危险是，人口在城乡间剧烈流动，家庭不团圆导致劳动者行为的无家庭约束，农村老龄化将比城市快得多。中国经济时报：学者们大量地讨论过发展的拉美陷阱。

房价不断飙升，已经让老百姓感到了恐慌。服务业发展的滞后，也是中国农村劳动力剩余过多和城镇就业难的一个深层次原因。

比如，２００７年，预算公布的政府收入为５１５４９亿元，但是，加上土地出让金、收费罚款、社保缴费等没有进入预算的预算外收入项目，实际政府全部收入保守地算为８５２２３亿元，为当年ＧＤＰ的３３％以上。人们从农村向城市流动和迁移，是不是彻底离开故土，原来的土地和院落怎么办？到城市后是暂时租住，还是长久居留？在整个城市化过程中，土地资源如何调整？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如何进行再分配？周天勇：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人口的城市化过程，有一个人口从农村退出和向城市进入的过程，其退出和进入，必然地涉及财产、置换、交易等制度和行为，并且，退出的成本收益和进入居住的能力与成本，是人口最终能不能完全城市化的关键因素。

中国经济时报：为什么收这样多的税费？原因之一在于供养机构和人员的规模过大，公务支出的比例过大。因此，在这样的发展模式上继续往前走的风险是：国有企业和集体经济单位的职工从最多时候的１４０００万人，下降到目前的３５００万人左右，十几年中减少了１亿多个工作岗位。

因此，不论是印度，还是拉美，都发生了就业困难，失业率很高转变增长方式有利提升话语权经济总量和增量是新兴经济体话语权提升的物质基础，但仅有这两项，其话语权的底气仍然不足。但是，梅新育认为，增加话语权并非只有争取获得更高份额这一个渠道，完全可以局部另起炉灶、建立新的发言场所。尽管如此，这仍低于去年金砖四国财长和央行行长提议的7％和6％的转移比例，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依然不足。

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新兴经济体的地位提升已不仅限于贡献较大份额的GDP增量，还要提高到为决策和规则制定贡献力量，金砖四国加强合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追求建立国际新秩序。就中国而言，其话语权的底气源于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

外汇储备、出口额、经常账户顺差、煤炭消费量、汽车销售量均跻身世界第一。梅新育认为，四国加强合作的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追求建立国际新秩序。

只要不出意外且日元不大幅升值，今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已板上钉钉。据IMF预计，2008年至2014年，金砖四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达到61.3%。